醫療糾紛訴訟蒐證

常有認為，在台灣的醫界是犯罪率非常高甚至最高的行業，若單從職業別觀察，針對觸犯業務過失致死或傷害的場合，醫療過失的定罪率約二成，比之其他行業動輒八、九成的定罪率，不能算高。惟如果從檢察官起訴醫師的人數與法院的定罪數，每年動輒上百件，不僅遠高於日本，更為歐美等國所難望項背下，這個答案似乎又是肯定的。

台灣醫療糾紛的刑事訴訟之特性，即是病患或其家屬皆會附帶提起民事訴訟，亦有超過四成的自訴比率，這正顯露我國醫療糾紛，普遍存在「以刑逼民」之訴訟型態。而病患或其家屬之所以採取「以刑逼民」的策略，除了民眾人權意識提升外，最主要還是現行民事求償的困難，想藉檢察官的訴追來達到賠償的目的。

只是對照最終僅二成的定罪率來看，醫療過失的刑事案件濫訴比率實偏高，珍貴的司法資源也因此被耗費。再觀察遭定罪案件，幾乎皆以緩刑收場來看，我國醫療過失的刑事訴訟，實是以處理民事賠償為目標。更糟的是，醫師不僅須受長期訟累，且從最終結果，案件皆被判無罪或緩刑下，病患或其家屬希冀藉由刑事訴訟來達成賠償的目的也落空，致須回到民事救濟。則不管是醫師，還是病患及家屬，都得面臨再一次的煎熬。

由於醫療行為不屬於消費者保護法中的服務行為，因此不適用無過失責任，若病患為民事求償訴訟，針對醫師是否有過失與因果關係，即負有舉證責任。惟不管就醫學專業，還是資訊掌握而言，原告皆不可能擁有優勢，只能依賴法官。但法官亦非醫學專家，也只能送請醫事鑑定，在目前醫事鑑定機關有限，且制度也不夠周全，加以鑑定者幾乎都不願上法庭接受交互詢問下，任何鑑定過程與結果，肯定都得面臨不透明與不客觀的質疑，法官不管如何判決，也難得當事人信服。

所以，以訴訟解決醫療糾紛，絕對是下下之策，如何強化訴訟外的紛爭解決途徑，恐才是治本之道。而衛福部提出的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，卻因爭議太多，陷入立法的障礙。主事者若不儘速溝通與解決，則醫療糾紛的民、刑事案件只會更多，使越來越多的醫師心灰意冷萌生退意，這將使已然不足的醫療人力，雪上加霜。